但是，对于错误标注许可证信息的行为，虽然与产品的质量安全无关，但因其给产品监管等带来不便，应予纠正。
1978年12月，邓小平言：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第四，决定当今经济、社会样态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技术。
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二、司法面向的行政法学传统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和施行，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行政法学传统的形成是同步的。那么，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个基本的出发点应该是行政诉讼。第二，凡是依法或依委托提供公共管理或服务的组织，无论本来属性是行政机关和机构，还是非行政机关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它们的设置、内部组织架构、内部工作机制和流程、跨科室、跨部门、跨地域之间的沟通合作等，都应该有助于管理或服务目标的有效实现，并有相应的规则予以保障。试想，信息、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正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地迎面走来，以很难预测的速度改变着周围一切，我们是不是还认为，行政法学仍然只需在合法性维度上拓展和深入？ 六、结语：感谢·期待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自行政诉讼制度普遍建立之后，作为其姊妹篇的行政复议制度先后经《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复议法》而建立和完善，规范国家为其侵权行为承担独立公法责任、为受害人提供救济的《国家赔偿法》也随后出台。公产可分为两类：（1）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如果以基本法的位阶来强化它，那么问题将转移至基本法与法律的关系：在基本法确立了司法（对行政的）优位的情况下，法律是否可以针对特定不确定法律概念设定行政的优位呢？这个问题虽然复杂，但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viii] 在这一论证中，作为论据的司法、行政、基本权利等概念全部植根于德国基本法，不确定法律概念应受全面司法审查这一结论由此而不仅（在权利保护立场上）是正确的，且获得了强韧的实定法基础。[lxxvi]参见前引[65]，阿列克西书，第361页。但既然这种具体案件的立法是法治所要求的，那么在其中观念一种行政机关的权衡义务——行政法学中的个别情况考虑义务即属此类[xcii] ——就是可能的。[lx] 在科赫看来，第三种立场过于严苛，无法支持。
……判断余地或者——从规范授权理论中发展出来的——判断余地授权只有在具体案件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涵摄）时才予以考虑。甚至可以说，此种立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对立法活动的经验性观察，却很难说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的价值导向思考。
但如果我们将法院替换为行政机关（假定禁令的颁布权限属于行政机关），那么完全可以对阿列克西的重构进行一个行政法解读。在此种特殊类型即评价开放的语义空间内，立法者的真意毋宁是这样一种期待：法律适用机关在一个框架（法秩序）内理性（换言之，遵守法律论证的规则与形式[lxxvi]）地做出决断。[lxxi]参见前引[62]，阿列克西书，第78页以下。以上命题群作为行政法上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
这种必然联系的结果是，具有道德瑕疵的判决同样也具有法律瑕疵。[xliv] 作为以分析为志向的行政法学者，科赫以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为基本立场，可以说有其必然性。4.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在个案中并不必然显现，抽象地（与对象无关地）将不确定法律概念与判断余地或裁量勾连起来的思考是不科学的。换言之，行政行为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适用，只要处于该概念的意义范围内，原则上就是合法的。
[lxix]参见前引[55]，Koch书，第89-95页。但如果可以这样，导入公权力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要消除这一可能的自相矛盾，恐怕只能说，目的论解释并不总是奏效的。
此点是巴霍夫在国家法学者协会1975年大会上所明确表示过的。他还明确指出：‘红色的这类词可以是极不严格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评价性的词。
补足之处在于，凯尔森基于其纯粹法理论的基本立场——价值无涉地描述有效法——，对价值判断或利益权衡采取了拒斥态度。作者简介：王天华，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xlvii]参见［英］理查德·麦尔文·黑尔：《道德语言》，万俊人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47页。[xcvi]前引[70]，阿列克西书，第310页。作为语句意义的规范没有时间要素，而作为偶在实体的规范存在于特定时间之中。这种规定绝非完美之物，上位规范无法对适用它的行为从所有方面施加全部拘束。
所谓调整，是指对下位规范的制定或执行行为的作出程序，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其内容进行规定。[xxxiii]这一命题呈现于凯尔森的《法与逻辑》中，Hans Kelsen, Recht und Logik, in: Forum 12(1965), S.421-425. [xxxiv]值得注意的是，黄舒芃对凯尔森的不可推断命题采取的是首肯态度。
所谓评价开放就是此意。[xxvi]前引[24]，凯尔森书，第106页。
科赫的研究在德国行政法学中并非通说，但其对通说的纠偏和补足意义引人注目。2.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语义应当以社会中通用的语言规则来确定。
雷磊：《逻辑推断抑或意志行为？——对凯尔森晚期规范理论中一个命题的批判》，载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130期（2012年）。不仅如此，法律论证理论对凯尔森的框架理论也具有显著的呼应与补足意义。发生学解释是以经验的手段，去确认立法者或者立法程序参与者的意思。意义理论从逻辑出发，以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的意义进行分析。
[xliii] Hans-Joachim Koch, Seminar: Die juristische Methode in Staatsrecht, Frankfurt am Main,1977,S.39. [xliv]参见［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涂纪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vi]特茨纳曾经做过律师，在做律师期间，他曾经受诉讼委托人的不满触发，对贝尔纳茨克所支持的奥地利行政法院的实务展开调查。
以此为进阶，科赫对判断余地进行了证立。阿列克西对莱巴赫判决的重构是为了对一个宪法诉讼判决进行逻辑分析，看起来与本文的论题并无直接关系。
（一）框架理论 在《纯粹法理论》第一版中，凯尔森径直将法律的确定性称为假象：所谓法律解释乃是对实在法之认知，并且可从现有法律中发现新法之说乃概念法学的基石，而纯粹法学理论对此绝难苟同。[xxxv]参见［日］吉野一「論理法則の法規範への適用可能性について」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二十周年論文集（1987年）。
一个规定性语句在语义上是否蕴含着另一个规定性语句是个逻辑问题，而一个实体的存在是否包含着任何其他实体的存在则不是个逻辑问题。[xcvii]此类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典型是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28条第1款规定的小型微利企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xxx]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理论（Normkonkretisierende Verwaltungsvorschriften）认为，环境基准中规定的污染值是行政机关基于比较衡量和价值判断作出的政策性意思决定，对行政法院也有拘束力。[liv]参见前引[43]，Koch书，第52页。
5.在与模糊性和评价开放性相连的语义空间内，决定是否将某不确定法律概念适用于某对象，需要追加价值判断。即使是那些对细部进行了细致规定的命令，其执行者也被授权作出各种各样的具体决定。
[xcii]参见王天华：《裁量基准与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载《交大法学》第2卷（2011年）。就本文的脉络而言，科赫的理论既是对乌勒理论（特别是临界案件观念）的一种发展和精致化，又是对凯尔森框架理论的一种补足。
如，在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问题性主要有两点：第一，公共利益等不确定法律概念能否构成对公权力（行政权）的实质性法律拘束？第二，法院能否以及应当如何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展开司法审查？行政法学对此展开的思考，呈现出极强的价值导向性。[ix] ［日］宮田三郎『行政裁量とその統制密度（増補版）』（信山社、2012年），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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